一是收益增加。众所周知，谷贱伤农。将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，首先就要保护种粮农民收益。国家出台一系列惠农促粮政策，目的就在于此。2004年，我国出台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，作为一种引导性和保护性价格，当主要粮食品种的市场价格低于国家制定的当年最低收购价时，国家便由收购主体按照最低收购价收购粮食。自2004年、2006年、2007年起我国分别对主产区稻谷、小麦、玉米实行最低收购价政策以及临时收储制度。以后每年还连续上调最低收购价。这一“压箱底”的保价举措，给农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，解决了农民麦粮之忧。
但由于近些年我国粮食产量、库存和进口均连创历史高位，最低收购价政策也遭遇新挑战。2015年国家取消已实行7年的油菜籽临储收购政策；2016年又取消了玉米临储政策，同年下调早籼稻收购价；2017年首次全面下调稻谷最低收购价；2018年对小麦最低收购价也开刀下调。2018年生产的小麦最低收购价调低0.03元/斤，调整至1.15元/斤，这是12年来首次调低小麦最低收购价格。在收购环节，也执行更加严格的质量标准。
当然优质麦、优质稻，市场紧缺，成为紧俏品，价格高涨可以理解。但多数主产区麦稻销售还多是依靠托市来完成的。
二是收益不增或反降。粮价乃百价之基，价格因素非常敏感。如果粮价持续上涨乃至暴涨，企业收购成本增加，将势必会传导其下游产品调高售价，对城市居民生活产生一定影响，受影响最大的可能就是低收入者和无收入者。米袋子，历来是市长头号民生工程，米面油等生活必需品的价格，城市显然是要控制在合理区间的。
同时，粮价持续上涨也会带来种子、化肥、农药等其它生产资料的价格水涨船高，生产成本无疑将会增加。这种成本的增加，会对冲粮价上涨的部分或全部收益。因此，看似粮价上扬，可能反而收益不增反降。
粮食安全牵涉国家安全，国家显然不会让这种情况出现。储备粮的一项主要功能就有调节粮价，平抑物价。对此，国家显然是有调控手段的，以略低于市场的价格安排抛售“储备粮”，适度加大进口，将会有效地引导和稳定粮价市场。
因此，凡事均有个度，粮食价格走低，农民大量撂荒，不利于脱贫和国家粮食安全；粮价基本稳定，供需平衡，能照顾各方利益；粮价“小步慢跑”，上涨在合理、可控的区间内，也能有利于“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到决定性作用”；反之，则物极必反，到头来会损伤了种粮农民的利益。
